唱支山歌给党听创作背景如下：

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先有词，后有曲。1958年，姚筱舟创作了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这首诗。

创作时，原本第二段写的是“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”，但姚筱舟始终觉得味道还不够，他在桌子上拿起一本小人书，看到上面有位地主正拿着鞭子抽打长工，于是他瞬间来了灵感，把这句改成了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”。

后来，雷锋看到了这首诗，便把它抄写在自己的日记中，并将原作中“母亲只能生我身”改为了“母亲只生我的身”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尤其是这首歌传唱开来后，很多人以为它由雷锋所作，其实不然。

但作曲家朱践耳确实是在《雷锋日记》中读到了这首诗。那是雷锋因公殉职后，时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学习雷锋的活动中读到的。当时他十分激动，据舒群回忆，他用了一个晚上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，一气呵成。“我们在一个房间里，我都已经睡觉了，他还在创作。”

舒群说：“第二天一早我醒来，他就已经写好了，发给任桂珍来演唱。”在舒群印象里，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，还是后来创作大部头的交响乐作品，只要酝酿成熟，就没有写得慢的，“他写东西，如果没把握就绝不会写，如果心里掌握了，写得就很快。”

任桂珍是我国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、上海歌剧院歌唱家，“谱子交给了任桂珍，她一句话没多说，很快就录了音。”舒群说，1963年，这首歌被任桂珍首唱之后，马上就受到欢迎，“整个上海一两天就唱开了。”

后来，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听到了这首歌，回想起自己经历的苦难和翻身的幸福，大受触动。她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品素，要求演唱这首歌，王品素被她的诚恳打动，但坦率地告诉她，让她加强汉语普通话的学习。

于是，才旦卓玛一字一句地学习歌词，正是在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节上，她演唱了这首歌曲。1964年，她又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中演唱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流传。